【摘要】我國傳統農業不僅著眼于對自然環境的改造以實現高產，而且更注重對自然環境的適應以確保穩產。“雜種五谷”是我國傳統農業應對各種不利因素、發展農業生產所采取的重要措施。這一舉措不僅使環境及其變遷對農業的不利影響縮小到最低限度，同時適應了土地零碎化的需要。我們要在堅持精耕細作的同時，更加注重保護生物多樣性，實現農業的持續健康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關鍵詞】精耕細作 生物多樣性 “雜種五谷”
【中圖分類號】S-09 【文獻標識碼】A
“辟土殖谷曰農”
什么是農業？《漢書》給農業下的定義是“辟土殖谷曰農”①?！盾髯印穭t說：“掩地表畝，刺屮殖谷，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②綜合來看，古人認為，農業就是墾辟土地、清除雜草、多施肥料、生產谷物的事業。今人對農業的定義是利用動植物的生長發育規律，通過人工培育來獲得產品的產業。和今人的定義相比，古人更重視土地在農業中的地位。
土地是農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性狀各異，必須因地制宜加以合理利用，才能達到發展農業生產的目的?！洱R民要術》有言：“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③
由土地問題延伸開，人們發現農業問題其實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秴问洗呵?middot;審時》說：“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稼，指的是農業生產；天和地代表自然，相當于現在人們所說的環境；人是稼（莊稼，即農作物）的生產者。農業中的天、地、人關系也可以理解為人與自然的關系，而稼同時具有自然和人的因素。
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古往今來人們在農業生產實踐中必須面對的問題。“精耕細作”和“農業八字憲法”著眼于改造自然，強調人力及技術對土地自然屬性的改變，以提高土地的產出。古代農業在這方面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比如，梯田的修筑，使得多山的八閩大地達到了“水無涓滴不為用，山到崔嵬猶力耕”的地步；圩田的開墾，使得長江中下游許多湖區成為宋代以后糧食生產新的增長點，歷史上產糧大省的江西甚至出現“江右產谷，全仗圩田”④的局面。
“順天時，量地利”與“雜種五谷”
改造自然所帶來的后果也并非完全如人所愿。圩田雖然使水稻種植到了湖心，但“偶遇漲澇，皆淪巨浸?；驅⒏嫖鞒?，一經飆浪，終歸水鄉……究之十歲之中，其有秋者，不一二也”⑤。梯田雖然使水稻種到了山頂，但“稍旱則水田不登”。在相對落后的生產力和科學技術水平的影響下，人對環境的改造難以達到理想狀態，比如災害的頻繁降臨。直到今天我們并沒有因為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而使災害發生的頻率降低。實際上，古人在發展農業時，一方面對不利的自然環境進行改造，另一方面更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對自然環境的適應。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一書中所說的“順天時，量地利”，體現了適應自然環境大于改造自然環境。
適應環境，并不是簡單地聽天由命，而是在盡量不改變現有環境的情況下，通過選擇物種（包括作物的種類和品種）來適應不利的自然環境，進行農業生產。大禹治水時就曾“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⑥。選種水稻可以在不改變現有低洼多水的情況下，達到發展農業生產的目的。古人經常采用這種方法來應對環境的挑戰。比如，用多種脂（芝）麻的方式來抑制新開荒土地上的雜草，用初種水稗或先種苜蓿的辦法來改良涂田和鹽堿地，用種植綠肥作物來補充土壤肥力。
《周禮》中將這種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方式稱為“土宜之法”?！吨芏Y》中提出“三農生九谷”，其中“三農”指的是平地農、澤農和山地農。而“九谷”指的是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等農作物。通過多樣化的農作物及品種來滿足不同土壤的種植需要?！洱R民要術》說：“山田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也。”⑦《齊民要術》中記載了粟品種86個，其中14種“早熟、耐旱、熟早免蟲”；24種“穗皆有毛，耐風、免雀暴”；10種“晚熟，耐水”。這里提到的旱、蟲、風、雀、水等都是單純地依靠耕作所不能完全解決的問題。
對環境的適應不僅表現在對農作類型，諸如平地農、山農和澤農的選擇，還表現在對品種的選擇。這在唐宋以后得到快速發展的稻作農業上得到充分的證明。宋人郭正祥在《田家四時》詩中說：“選種隨土宜，播擲糯與粳。”古人強調“地勢之宜”，其核心思想就是倡導順應土地資源的自然地理特點，因地制宜地開展多樣化利用。多樣化利用不僅體現在對高田、下地、坡地、深水等不同地勢的土地的合理規劃，使“治之各有宜”；也包括對農作物品種的選用，如“夏至、小滿至芒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后以黃綠谷種之于湖田”。因為“黃綠谷自下種至收刈，不過六七十日，亦以避水溢之患也”⑧。凡此種種，都要求備有大量的適合不同環境種植的農作物種子。清朝乾隆皇帝欽定的官修農書——《授時通考》就記載了水稻品種3429個。這些品種都是適應不同環境需要而選育出來的。其中有的耐肥、抗倒伏，有的抗寒、耐澇，有的耐旱、早熟，還有的抗鳥獸病蟲，等等。
作物及其品種的增加促進了我國農業的進步。近萬年來，我國的主糧作物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經歷了三次革命性的變化。第一次發生在新石器時代，隨著農業的起源，小米成為多數中國人的主糧；第二次始于秦漢時期，小麥逐漸取代小米，成為半數以上中國人的主食；第三次則是唐宋時期，大米接續小麥，養育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國人口。但因應不同自然條件的種植需要，保持生物多樣性、培育適應性良好的品種的傳統沒有改變，單一化種植的現象并未出現。
《漢書》載：“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⑨我國農業發展自古以來就一直面臨著耕地不足、地力下降、勞動不足、天災人禍等諸多挑戰。與精耕細作著眼于高產相比，“雜種”更注重總量上的穩產。通過“雜種”，保持農業生物的多樣性，是我國傳統農業應對各種不利因素，發展生產所采取的重要措施。這種“雜種五谷”的傳統也是我國農業乃至中華文明賴以長期延續的根源之一。它成功地擴大了農地面積，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維持了土地的永續利用，對于自然災害的控制和勞動力的調節發揮了重要作用⑩。
土地零碎化與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不僅適應了我國農業多種環境的種植需要，同時也適應我國傳統經濟發展的需要。20世紀30年代，金陵大學農業經濟學教授卜凱（John L. Buck）提出了土地散碎是中國傳統農業最重要的特征。確切地說，土地零碎化（或稱斑塊化）是在人多地少而又依據土地質量和數量平均分配的結果，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產物，它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滿足生產者多方面的物質需要而出現的，同時也是因地制宜、因土種植、充分利用土地資源的結果。零碎化并不強調對土地的過分加工改造，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生物多樣性、景觀多樣化。土地零碎化表面上看起來降低了土地利用率，用于劃定田界和供人行走的田埂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定面積的土地，其上面生長棲息的雜草和害蟲等也成為周圍農田作物潛在的危害，但同時也為蚯蚓、青蛙、自然天敵等有益生物的生長繁衍提供了庇護所、中轉站。另外，田埂上的種植和養殖也增加了田野中農業生物多樣性的種類。如田埂豆、田埂芝麻等就是適應田埂種植所培育出來的特殊品種。今天的科學家通過在田邊種植功能植物蛇床草的辦法，吸引和繁殖瓢蟲、草蛉等自然天敵，以達到控制大田害蟲的目的。
以土地零碎化和生物多樣性為基礎，古人在利用雜種、兼種和擴種等方式擴大種植面積的同時，還通過不同作物及品種的組合，甚至種養結合等方式，實行多熟種植、循環生產，提高土地利用率。例如桑間種豆、稻田養魚等舉措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時，兼有除草、滅蟲和肥田的作用。土地零碎化程度越高，生物多樣性越豐富。土地零碎化也使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得到合理調配和充分利用，有利于提高土地的產出和農民的收入，反過來又保護了生物多樣性和景觀多樣化?；谕恋亓闼榛霓r業生物多樣性，是東亞地區傳統農業和社會得以長期穩定發展的根源?。
為了保護農業生物多樣性，古人積極開發利用自然界各種動植物資源，培育各種農作物及品種。全世界栽培的作物種數在600種到1000種之間，其中起源于中國的超過20%。此外，古人還引進外來農作物，以豐富農業生物的種類。大約五千年前，起源于西亞的小麥傳入我國，后來成為僅次于水稻的主糧作物。從漢代到唐代，大量果蔬和畜禽種類經絲綢之路傳入我國。宋代引種推廣的占城稻和宋元之交普及的棉花，明清傳入的辣椒、玉米、番茄和馬鈴薯，都深刻影響了我國農業的發展和人們的日常生活。
今天，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與日俱增，科技對農業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人們可以通過植物工廠、智慧農業等方式生產出所需要的各種功能食品。但農業的基礎并沒有因此變得更加穩固，相反卻日益脆弱。由環境破壞所導致的生態危機威脅著農業的發展。生物多樣性是生態環境保護的最后一道“防火墻”。晚清江西地方官員何剛德在《撫郡農產考略》一書中稱：“法有新必有舊，法可守者守之，不可守者從而改良之，所謂最新理想莫不自舊理想來也。”“雜種五谷”是古人應對災害的法寶。
歷史告訴我們，我國傳統農業發展不僅強調對環境的改造，更注重對環境的適應。改造與適應相結合使環境及其變遷對農業的不利影響縮小到最低限度。未來，我們要在堅持精耕細作的同時，更加注重保護生物多樣性，實現農業的持續健康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農業博物館特聘研究員）
【注釋】
①⑨[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118頁、1120頁。
②[戰國]荀子：《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83頁。
③⑦[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年，第43頁。
④[清]包世臣：《郡縣農政》，北京：農業出版社，1962年，第104頁。
⑤[清]陳宏謀、歐陽正煥：《湖南通志》卷四十九《風俗》，清乾隆二十二年（1810），第15a頁。
⑥[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51頁。
⑧[南宋]陳旉：《農書》，北京：農業出版社，1965年，第25頁。
⑩曾雄生：《農業生物多樣性與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上）》，《鄱陽湖學刊》，2011年第5期。
?曾雄生主編：《亞洲農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0年，第289-334頁。
責編/銀冰瑤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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